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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官周旋于当事人、律师、中介之间，终究自饮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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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曾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好法官”，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机关党委副书记、副县级审判员邯在受贿过程中做得“天衣无缝”，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广安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深入推进，胡政的贪腐事实最终还是浮出水面。
从初心到动心 心态失衡入歧路
1985年，胡政通过考试进入广安县人民法院工作。在县法院工作十几年里，他吃苦耐劳、积极勤恳、业绩突出、口碑良好。1998年，荣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好法官”称号。
2000年，胡政调入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来到一个更大、更广、更高平台的他，也曾立志要发挥自己的才干，做出一番事业，却最终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而一切的源头，还得从胡政进入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说起。
来到执行局工作后，由于工作性质，胡政需要长期在外出差。由于经常缺席机关组织的各种学习教育活动，学习任务也逐渐变成走过场、流于形式，胡政的自我要求逐渐放松，甚至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工成得好，其他学习都不重要”。
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标的大，申请人大多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老板，胡政在出差过程中，看住星级酒店、吃高档餐厅、穿名牌衣服，一天消费几千元、上万元，对比自己的工资，心理产生了巨大落差。
加之自认为“脱离”了党组织的监管视线，在金钱的诱惑和“糖衣炮弹”腐蚀下，胡政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开始越来越贪图对安逸生活的奢侈享受，对相关人员的“示好”也从“不敢”到逐渐动心。
从收钱到收房 自认为“背景”很硬
缺失精神之“钙”，面对诱惑又如何管得住手？
第一笔让胡政“破防”的贿款，来自其负责执行某系列案件时遇见的一个“中间人”。该“中间人”找到胡政，希望胡政能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他佃以关照和帮助，并承诺事成后给邯的感谢费。
天降横财，本就已心思活泛的胡政自言“难以抗拒”。他同意并照办，其后顺利拿到了第一笔“佣金”。
刚收到钱的那几天，胡政格外紧张，败露。可随着时间流逝，侥幸心理还是占据了上风。胡政逐渐将党纪国法抛在脑后，胆子越来越大，收受的金额也越来越大，30万、50万、197万……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胡政不加自控的贪婪物欲，最终促使他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彻底异化为敛财的工具，以致在负责执行某系列案件时，胡政面对特定关系人送出的一套位于成都的房产，也毫无底线，欣然收下。
审查调查中，胡政谈到，自己也曾担心过，“金额这么大，如果事情败露了是要坐牢的。”最终能够自我说服，表面上是侥幸心理作祟，根本原因还是“觉得自己背后有法院这块牌子作‘护身符’”。
从寻利到寻租 自建掮客利益链
为了能够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益最大化”，胡政可谓绞尽脑汁。他甘当掮客，周旋于当事人、律师、拍卖中介机构与特懂间，自建贪腐利益链条，以利换利、以权换钱，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在担任立案庭庭长期间，胡政通过给予特定当的关照和帮助，借此来收取“辛苦费”。在他任职法院系统领导干部期间，他耕的当事人介绍律师，帮相关律师获得代理费用后，相关律师再按一定比例给胡政返送“佣金”。
此外，胡政还靶介机构获得法院拍卖业务，以此来中介机构给予的“工作联系费”，然后通过与该机构合作，帮助特定申请人成功拍卖标的物。当特定申请人成功拿下标的物后，又会向胡政返送“感谢费”。
一环扣一环，通过胡政从中斡旋，从立案到处置拍卖、从当事人到律师和中介机构，这条利益链上的每一环都有人得利。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胡政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兼有律师与商人老板，以拉拢腐蚀为手段、以权钱交易为目的的腐败“小圈子”。
为了加强“合作”，2015年间，胡政、该院执行局长张伟（另案处理）、某律师及3名个体户合伙承包了广安某水库经营养鱼项目，几人共同吃姓脊?%。通过此类的“协作”生财，以此推动这条贪腐利益链的持续运转。
月，贺违反党的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影响恶劣，被开除党籍，并按规定取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其涉嫌犯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不义之财带来的“甘甜”，终究不过是苦酒一杯。
作者：四川省广安市纪委监委 林森 余亚欧
漫画：杭州市上城区纪委 杭州市临安区纪委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警惕！律师收取当事人“包干差旅费”不出具合法票据，构成违规执业
来源：成都市律师协会
转自：法务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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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简介
?1日，投诉人李某某因为与内蒙古某公司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与被调查会员D律师在其当时执业的F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协商订立了以投诉人为甲方，以F律师事务所为乙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其中合同第九条为格式条款约定：“如将任何费用交给律师，本合同不生效（即“甲方须将任何相关费用直接交给乙方”为本合同约定的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投诉人按照合同的“包干差旅费十万元”的约定，6月1日给D律师个人银行卡上转入10万元，D律师没有开具律师事务所的票据给投诉人。
投诉人投诉的主要内容:
1. D律师收取差旅费后没有交回律所，违反了《委托代理合同》的第九条约定，可能导致委托代理合同无效，欺骗了投诉人。委托代理后的两年内，D律师未给投诉人任何分析研判等专业意见，从不主动约见投诉人，无职业操守。
2.投本会依法查处D律师违规收费、欺骗订立合同、不尽职的行为，并退还相关费用。
被调查会员申辩主要内容：
1. 委托代理合同虽然有第九条的格式条款约定，但为避免歧义，双方又特别约定了“本合同签订签字或盖章后立即生效”，该特别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在合同上签字，故合同有效。
2. 因为是风险代理合同，办理案件地点较远，收取前期的“一次性差旅费”为行业通行做法。收取的是差旅费而不是代理费，故无法让律所开具发票，也不应退还。
3.工作不作为不成立，之所以未全面开展工作是因为投诉人案件有新情况要求暂缓。而D律师已经做了大量的案件文书证据研判工作。
二、本会意见
结合《委托代理合同》、汇款凭证和其他证据证明：代理合同约定为全风险的代理方式，差旅费包干为10万元，合同没有约定单方解除合同后代理费、差旅费处理方式。合同签订后，被调查会员D律师通过个人账户收取了投诉人支付的10万元“包干差旅费”，没有交回F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属于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D律师的行为，符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第二十七条“违规收案、收费鹃形之一的，给予训诫、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公开谴责、中止会员权利一富年以下或者取消会员资格的纪律处分：（二）不按规定统一接受委托、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和收费合同，统一收取委托人支付的各项费用的，或者不按规定统一保管、使用律师纺书、财务票据、业务档案的；（三）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或者收取规定、约定之外的费用或者财物的；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或者收费协议约定，擅自提高收费的；（五）不向委托人开具律师服务收费合法票据，或者不向委托人提交办案费用开支有效凭证的”的规定，构成违规，应受到行业处分。
投的D律师不尽职责的问题，经查，由于投诉人没有签关的法律文书＿状和授权委托书），D律师确实无法完成诉讼代理工作。从现有证据看，也不能证明D律师存在不尽职责的行为和侵占投诉人利益的行为。
投《委托代理合同》无效，D律师也未提供出差的任何凭据。我会认为：合同约定了生效条件，该条件未成就，合同未生效；即使生效条件成就，委托合同的性质决定，投诉人可单方解除委托合同。解除的后果是受托方可就损失和约定单方解除后应支付的代理费或者未约定条件下实际完成的代理工作发生的代理费，向委，但没有实际发生差旅费，理应退还给委托人。
三、处分结果
本会立案调查后，D律师筏权利。?9日，投诉人与D律师在我会组织下达成和解。
被调查会员D律师私自收费，不出具合法票据的行为，构成违规执业，理应受到行业处分，鉴于被调查会员D律师与投诉人调查和解并已实际履行、取得了委托人的谅解，我会给予被调查会员D律师免于处分。对投诉人的其他投诉请求，不予支持。
四、案例简析
《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师协会会员违规处分规则（试行）》明文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这是律师从事律师业务的基本原则，也是加强律师政管理的基本要求。同时，我们应认识到：律师执业的要求高于法律的要求，不能因为未违反合同的约定，就认为不违纪不违规。
本案中，D律师作为一名执业超过十年，且以前是“零投诉”记录的老律师，因为“通行做法”“不好开票”等欠缺严谨的行为，造成被投诉，并被本会认定为私自收费，构成违规。经调查，D律师还同时存在“茶楼会见”（也是投诉点），没有就案件进展问题与当确、及时、保留证据性质的沟通等其他欠缺严谨和欠缺服务意识的行为。当然，这可能与投诉人系“朋友的朋友”而产生“忽”有关。问题存在的合理性，也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律师执业规范的约束，更不能忘却执业律师作为法律人职业纪律和道德规范。
徐律说法29|新咕：改革办案方式，保障辩护权利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封锁、交通管制、人员禁足，一切仿佛都按下了暂停键。可是犯罪行为没有停，刑事案件办理也不会停。?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明确提出，在严惩破坏疫情防控犯罪的同时，要依法保障犯、被告人的辅利特别是辩护权。然而，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律师执业受到极大限制，如何保障犯、被告人的辩护权，成为一道现实难题。疫情结束后，远程会见等创新做法能否成为司法日常，更值得思考。为此，本文拟通过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犯获得法律帮认罚从宽权利的具体分析，提出相关建议。
一、解决会见难，建立远程会见制度
我瓜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当犯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律师通过会见犯，可以了禁和基本案情，向其分析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后果，听取其辩解理由，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与义务，提示讯问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辅导诉讼流程及注意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犯的合法权益。然而，受客观条件限制，律师会见普遍存在等候时间过长的问题，甚至在部分地区看守所出现律师通宵排队的极端现象。虽然近年来广大律师不断以各种形式反映问题，但收效甚微，改观不大。
疫情防控期间，湖北、山东、浙江等地监狱服刑人员被感染新冠病毒，使得监所疫情防控措施再度升级，律师会见更为困难。大多数地方暂停律师会见，少数地方虽然能够会见，但需符合釜求。如除了持有三证以外，还要出具包括健康证明在内的各种证明，自备口罩、手套、鞋套甚至隔离服等防护用品。这些要求似乎与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相违背，但特殊时期，为严防严控病毒在监所传播，采取比平时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是必要的。然而新的要求势必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重地区的部分律师无法会见；律师短时间内无法取得一系列证明材料；会见名额极少，律师预约成功难度很大；律师要备齐各种防护用品存在困难，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全国看守所可以转变办案思路，改革会见方式，推行远程视频会见。实际上，律师远程视频会见系统2018年就在北京部分看，此次疫情期间，东城区、密云区、石景山区看守所就实行远程视频会见。只不过会见地点选在派出所，律师会见存在被监听的顾虑。对于全国大部分没有建立该系统的地方，为了应急，可以安排律师在检、法办公场所，借用系统进行会见。抗疫期间，云南昆明西山区法院率先做出了尝试，各方反响良好。
疫情结束后，远程视频会见制度值得推广，一方面使得现场会见实现分流，另一方面对于缓解律师会见难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各地看守所应当逐步探索、建立律师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合理选择会见场所，并制度，保障律师视频会见不受监听。
二、化解阅卷难，规范异地阅卷程序
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因此，自侦查机关将案卷移送检察机关起，律师可以行使阅卷权。近年来，通过各级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现了电子光盘阅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对于异地办案的律师来说，在路途耗费的时间仍然较长，办事十分钟来回两三天的尴尬情况经常出现。
疫情防控期间，同样因交通管制严格，受限，律师存在阅卷受阻的现实难题。即便在疫情较轻的地区，律师异地办案的，也有因长时间出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被感染的风险，且律师在两个地方之间来回都要接受隔离，时间漫长。如何解决疫情期间阅卷难的问题？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据报道，人在天津的某律师有一个刑事案件在上海，该律师通过申请异地阅卷，顺利在天津本地的检察院完成了阅卷。
异地阅卷能够有效解决律师异地出差耗时耗力的问题，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疫情结束后应当成为常态做法。检察机关要对每一项流程制定严格的程序规范。如本地检察机关对律师的委托手续进行初步审核，及时上传检察机关内网，异地检察机关审查确认后制作卷宗材料电子文档，再上传检察机关内网，本地检察机关下载并制作光盘，在律师签署保密协议之后，转交卷宗材料光盘。
三、破解见证难，实现犯诉讼权利保障的信息化
欧某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广东清远检、逢成起诉和判决；叶某妨害公务案，湖北崇阳县法院两天内审结；覃某宁虚构口罩货源犯诈骗案，剐柳南区法院从立案到宣判不足3小时等。一桩桩事案件快审快结，一情犯罪行为被雷霆打击，会公众依法从快从严惩处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要求。
这些事案件大多是犯认罪认罚后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按照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要求，犯虽然不程序那样，有辩护律师出庭为其辩护，但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审前，必须确保有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两种程序中，案件办理速度再快，律师介入也必不可少。而且，不归刑事案件，还事案件，犯在签罚具结书时，宝在场见证并签名。
?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涉疫情防控检察业务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其中就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用的问题特别提出，对于律师在场难以保障的问题，要充分利用远程音视频、微信等信息化手段，实现律师在场的法定要求。司法实践中，湖北州区检察院就通过微信视频连线，成功办理了一罚案件。上述做法不竭情防控期间，疫情结束后同样值得推广应用。因为除了值班律师可以即时现场见证以外，受委托的律师很多时候因时间冲突，无法顺利完成现场见证工作，此时采用远程视频的方式就能使难题迎刃而解。
综上，疫情防控期间，有效保障犯、被告人的辩护权需要相关部合，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律师的主管机构，在特殊时期，要思维、特殊方法，打破常规，保障并进一步规范律师依法正常执业。疫情结束后，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可以以此为契机，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相关硬件与软件设施的建立，并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使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异地阅卷、远程视频见证等成为常态。
备注：本文系徐佳俊律师写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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