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合规律师忙,北大律师站在你的身后】,以下3个关于【合规律师忙,北大律师站在你的身后】的北京法律知识分享,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北京法律知识。
听讲了 | 北大学长从律师执业聊到人生哲学
阅读时长：11min
高光时刻：
【01:11】北大毕业，我拿走了2个学位
【02:42】职业规划如何决策？
【03:48】经济学思维对律师有用吗？
【05:39】忙碌又内卷，我的长期动力来自于……
【07:25】美国酗酒的职业，高居榜首的是……
【09:07】职业瓶颈？试试转型
【10:00】“教科书式”的合规风控
【13:42】劳动用工合规如何强化
【17:28】房企的金融风控怎么看
【19:44】商业巨头，什么时候需要反垄断？
首席风控合规官：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合规FM”，一个法务、风控、合规领域的电台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竞天公诚律所于涛律师，我们的主题是 TMT 合规及金融合规。于涛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2022 年，于涛律师加入竞天公诚，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基金和私募、TMT、并购融资等等。在 2022 年加入竞天公诚之前，于涛律师曾先后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工作 8 年，也在弘毅投资工作 4 年。感谢于律师拨冗接受“首席风控合规官”的访谈。我们希望今天的访谈可以既专业又活泼，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解答合规谜题。
于律师您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了法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那我特别好奇您是怎么样去应对繁重的学业，又如何制定职业规划的？
于涛：大家好，我是于涛。我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学习双学位的时候，双学位大概有三年的学习时间，法学全日制是四年，所以说有三年重合的时候，确实学习是比较忙的。那么当时我计划本科毕业以后做律师，所以在大三的时候就通过了司法考试，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了司法考试准备。又加上有两个学位在攻读，没有更多的时间准备考研或者出国，那当时我也觉得做律师是一个好的机会。相当于是出国、考研和司法考试三选一，那就选择了考司法考试，相对来说考司法考试准备的时间是要比其他两个要更短一些。大概我当时就是这么来规划的。
首席风控合规官：您平常会关注什么信息源，来辅助您做这些决策？
于涛：当时有一些前几届的毕业生，和我在读书期间就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可能会给我们讲现在市场上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学校里面经常会有各个事务所、公司或者其他机构，来学校宣讲，可以通过这些讲座，知道现在的基本情况。第三个，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非常流行看Boston Legal 《波士顿法律》美剧，感觉做律师也是一个蛮好的职业。所以当时就准备去做律师工作，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
首席风控合规官：经济学学士学位对于您后面参加工作有没有比较大的辅助作用？会发现原来学法律确实要懂经济是更好的。
于涛：我当时读这个学位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其实对找工作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没有读硕士学位。我第一份工作是去中伦律师事务所，也是国内一家比较好的事务所。没有读硕士，有双学位的话，当时也是认可的，所以也很顺利地拿到了当时中伦的 offer， 所以说这个对当时选择工作还是比较重要的。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程当中，因为专业领域不断细分，所以经济学学位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提供了一些思维方法，但是一些专业技能并不一定能在后续的工作当中用到吧。
首席风控合规官：您在中伦工作期间，有两篇游记《野三坡百里峡游记》和《秋末三亚游记》登上了他们的期刊。其中有一篇讲到一句话，“又见飞鸟徘徊山间，游人穿梭于林，真可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在这个内卷忙碌的时代，真的需要有一些“望峰息心”和“窥谷忘反”的片刻来缓和我们的心境。那您有没有觉得这种心境有积极长足意义体现在职业生涯当中？
于涛：我觉得还是有的。我今年也工作十几年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内卷的情况也确实是越来越严重。工作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其实还是很难坚持做律师工作的。另外一方面，律师的工作有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比较容易让人产生疲劳感。可能会有一些自我调节，回顾选择这份工作的初心，回溯做律师工作过程当中的美好时光，还是能够让大家有继续前行的动力。另外，具体工作当中，时间也都比较紧急，越是急的工作可能心情上越要去调节，当然也是要抓紧时间来做，但是心情要缓下来，否则你心情又很着急，时间又很紧，就经常容易出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律师的职业生涯还是比较重要的。
首席风控合规官：您有没有过非常焦虑的阶段？
于涛：我经常有焦虑的阶段，做律师工作，除非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大律师，像我们这些中小合伙人，还有正在处于律师学习阶段的、各个年级的同学，可能相对来说都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些焦虑。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个预期，当时也有过说在美国酗酒的职业里面，其实律师是高居榜首（笑）。
首席风控合规官：您一般怎么去缓解自己这种焦虑的心情？
于涛：有的时候我会出行，去一些比较新鲜的地方，换一个环境就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所以我经常地安排出差这些活动。第二个读很多跟专业不相关的闲书，对缓解焦虑包括内心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首席风控合规官：很多职业做到一定程度都会遇到瓶颈，律师也是。如果焦虑的话，可以尝试做一做转型。您有没有一些切身体会？
于涛：我工作经历当中其实有一段转换。这个转换过程其实是有好处的，思维各个方面肯定会有更丰富的想法。关键还是因人而异，找到自己平衡的一个点。
首席风控合规官：您后来去了君合律师事务所，有一些关于建设工程领域的专业论述文章。谈这个领域的合规或者风控的话，您觉得会包括哪些方面？
于涛：建设工程领域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领域。建设工程，像工程合同，它本身其实是一个项目的管理手册，给其他的行业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方法。具体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合规风控，我觉得第一个是管理上的风险，因为一个工程要保证从头到尾良好的运营、建设工程，最主要的是管理工作，包含工期、质量，保证这个工程能够按时完成，同时要保证质量。还要保证工程的造价不能够变更，或者是最后结算的时候超出原来预算太多，在经济上就不是那么经济了。所以核心是管理风险。
除此之外，第二点就是责任风险。在工程领域里面，参与方比较多，有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业主单位、监理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分包商。其实在这个里面，合规风控很重要一点，就是划分责任，让责任变得很清晰，每一方的责任边界在哪，出了什么问题以后谁应该承担责任。那么这个是合规风控非常重要的内容。现实上来说，可能又会涉及到民事的责任、行政的责任、刑事的责任。比如说工程质量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承担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是发生了重大的安全事故，那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这个需要对责任予以管控，把风险彻底控制住。否则如果发生了大的问题，牵扯出来比较重大的责任，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还有很多细项的，比如符合和遵守工程规范、国家和地方行业的标准、廉洁自律等。基本上就是这样。
首席风控合规官：在这个领域偶尔会有农民工讨薪的问题，劳动用工合规需要怎么去强化？
于涛：其实工程算是劳动密集的行业，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农民工主要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劳务外包的，这是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控制劳动用工合规风险的一个方式，就是专门请劳动外包的单位提供所有的农民工，来从事工程建造。那么一旦出了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实际上是由外包的劳动单位来负责的。
其实还有总包和分包，还有招的零星的计日工，当天结算。比如说一周两周有一些零星的工作，员工人手不足，那么我招一些计日工，其实计日工的成本单天是更高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用工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可能是计日工的成本cover 了一部分风险，因为没有给他们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
工地现场其实也买了很多保险，一旦发生了人员的安全事故，有工程保险进行相应的赔付。
除此之外，劳动用工由建设主管单位对劳动员工监管，落实的责任是非常细的。每个工地外面围挡、说明警示牌上其实都有它的架构、人员用工的制度，基本上都公示出来了。
首席风控合规官：近几年来农民工的生活应该是越过越好了，不合规的现象在慢慢减少，能看到农民工下班蹦蹦跳跳回家的场景，可能还在工地上跳一跳街舞。
于涛：是的。政府也加大了监管力度。现在如果是发生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其实都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
首席风控合规官：与建筑行业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行业是房地产行业。近几年来，高债务、高杠杆房企出现巨额债务违约，这种案例我们也见了不少。对于房地产行业的金融风控，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于涛：房地产行业的金融风控，还是要跟商业实质结合起来，本质上还是杠杆和资金比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金融风控工作环节里面，有赖于政策调整。之前国家可能对于杠杆和资金这块没有特别严格的政策，比例没有像现在这么严苛。后来是出了三道红线相应的政策以后，把这个问题明确化了，金融风控所遵循的标准就非常明确了。责任各方面都比较明晰一些。
在房地产企业内部去做金融风控，压力应该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企业融资需求非常大。如果政策不明晰，它压力又比较大，这种情况之下往往就是会增加债务和杠杆。现在政策完全明确化了，内部也比较好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有很明确的依据去在内部提一些专业意见。
首席风控合规官：有些房地产行业巨头，慢慢地把商业版图扩大，可能会涉及到文娱、汽车等等。那是不是也需要考虑反垄断的问题？
于涛：不能说扩展商业版图，就涉及到反垄断的问题。这个取决于它在每一个行业里面的垄断地位，就是市场占有量有没有构成垄断地位。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实际上是企业选择的一种发展策略，只能是说从商业上来判断研发是否合理。
金融风控的工作都是具体的工作，比如说这一笔投资、某一个具体的经济行为，是否合规、是否有相应的风险，所以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型的“航空母舰型”的集团里面，金融风控被切割了，没有整体性，相当于是在内控里的地位、重要性降下来了。
首席风控合规官：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业务多元，而是在于它在各个细分行业里面是不是真的取得垄断地位，做出的商业决策、系列行为真的是构成了垄断的行为。
于涛：对的。
首席风控合规官：好的，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期待下次跟您聊出更多更有趣的合规话题。合规请听好，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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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大律师丨金杜宁宣凤：静水流深，无冕之王（第2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杨希 北京报道
走过近35年职业生涯，在旁观者看来，宁宣凤律师无疑拥有一份闪闪发光的从业履历。
成为中国最早从国际贸易与投资法律业务的律师之一；1997年代表客户参与中国第一起反倾销调查案；2002年办理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件诉讼案；作为团队负责人，带领律师工作组担任2008年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法律顾问……时代前行的诸多节点，宁宣凤律师的团队都踏准了节拍。
近年来，宁宣凤律师又在行业中率先将执业领域拓展至网络安全、数据合规以及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协助大量客户应对反垄断行政调查，代理第一个被最高法院审理的反垄断案件……跟随时代变化与行业发展，宁宣凤律师不断拓展能力边界，成为业内人士口中的“数据保护和反垄断领域的开拓性律师”。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财经法律研究院《遇见?大律师》栏目专访了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宁宣凤律师。在固有印象中，拥有这样一份出色履历的职业女性一定会是一位“女强人”。但此次深度采访让我们发现，短发且干练的宁宣凤律师谈吐温柔且不乏风趣。
在本次专访中，“好奇”是宁宣凤律师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在宁宣凤看来，“好奇”是她35年来对律师职业保持热情的重要原因，也是促使她不断深入学习、开拓业务领域、迈向新起点的内在动力。与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感不同，宁宣凤律师自有一种豁达，采访中也多次边笑边谈，这或许与黑龙江人的乐观天性有关，亦或许是她“无为”又自驱的处事方式使然。
“我能够保持热情的原因是我的好奇心一直没有‘泯灭’，一直用‘好奇的双眼’去看行业和产业。”
我在某种程度上有种“不务正业”
《21世纪》：你做律师已经有30多年了，关注的领域一直都很前沿。您是怎么能够做到贴近市场、贴近前沿的呢？
宁宣凤：我从1988年开始做律师，到现在将近35年了。做一件事情35年，要保持同样的热情是蛮难的。但是我还在做律师，能够保持热情的原因是我的好奇心一直没有“泯灭”，一直用“好奇的双眼”去看行业和产业，也因此我能够发现一些新的点。
最早我做过国际金融业务，做过仲裁。后来金杜所成立后，我加入金杜所，从外商直接投资做起，后来又做国际贸易、做奥运会、做反垄断、做数据，我总是有新鲜的（事情去做）。
所以我在34年多从业时间里，没有那种因为只干一件事情导致的枯燥无趣，没有丧失自己的热情与激情。您问为什么我总贴近前沿，是因为我一直好奇，在某种程度上有种“不务正业”。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需要一直在一线做业务，才有（做业务的）手感与感觉；
其次，是好奇心促使我去学习。每个新业务领域的开拓或者深耕，都需要很多知识积累。这种学习不仅来自书本。我们总体来讲是做合规的，向客户学习，向行政执法的官员学习，向同行学习，甚至好多实习生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因为他们是在校生，有很多新的观念。我所做的很多新领域，都是边做边有灵感，然后去尝试，尝试之后又能拓展新的领域，基本上是这样。
《21世纪》：刚刚您说到好奇心。那么您从事法律行业，学习法律专业是什么原因？也是因为好奇？
宁宣凤：其实我从小是想当外交官的，但后来就是学了北大国际法（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我以为也是能做外交官。但那时我是黑龙江的生源，属于边疆省份，当时边疆省份毕业得回原籍。我为了留在北京，要找一个落脚点，实际上是为了求生而不是兴趣了。
当然也很幸运，贸促会下的环球律师事务所“收留”了我，我毕业就直接到了环球律师事务所做律师。
当时我们做的是国际法律服务，接触的基本都是国外客户，需要用英文去读写与交流，提供服务的对象也都是国际上的大公司。虽然离外交家的梦想很远，但是它还与国际“沾边”，所以我就慢慢培养起了兴趣。当然这个兴趣越来越浓，它支撑着我走过了30多年（职业生涯），所以我自己觉得也比较运气（好）。
“要说印象深刻，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也不会做，官员也不知道问啥。我说‘我们去报点啥吧’，然后官员说‘你有啥你就报啥吧’。”
反垄断“第一人”谈业务前沿
《21世纪》：你在反垄断与国际贸易领域非常资深，也被称为反垄断“第一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印象深刻的案件或者经历？
宁宣凤：实际上我们最早做（反垄断业务）是在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之前。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有经营者集中申报的相关规定了，所以我们说“第一人”是从申报开始做。
我们的反垄断“第一案”是代表一家美国公司收购另一家美国公司，由于两家在中国都有营业，所以我们就向当时的主管部门申报。要说印象深刻，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也不会做，主管部门也不知道问啥。我说“我们去报点啥吧”，然后负责人说“你有啥你就报啥吧”。
后来，《反垄断法》开始实施，中国对于很多卡特尔行为，尤其是涉及到国际卡特尔行为的案件展开调查。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帮助了很多的跨国企业。案件调查过程中，中国律师确实是依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对中国法律的熟知，帮助企业在程序和实质问题上都进行了充分的应对。
这样也对客户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案子我们甚至拿到了“零处罚”，包括我们依照宽大制度进行“自首”，同时积极配合（执法），也因为我们对程序的熟悉，使得我们及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1世纪》：这两年反垄断问题比较受关注，涉及到国内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也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观察者角度，你怎么看现在执法体制变化，对企业有哪些影响？
宁宣凤：实际上在《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体现，这是一个变化。二是反垄断原先是“三家执法”，从2018年开始归到原先的工商总局下，建立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设反垄断局。2021年又挂牌升级为国家反垄断局。
我们可以看到统一执法的架构形成。首先体制上是统一的执法体系，同时在2018年的授权文件中，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授权省一级的市监局进行反垄断执法，实际上形成了中央和省级两级执法制度，可以看到执法体系越来越完善。
比如过去关于协议滥用这种行为的执法有可能授权到地方，但是经营者集中（的执法）一直是在中央层面，然后又有“三家执法”，所以体系稍显混乱。
现在一是体系比较统一，在《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中也有体现。同时在市监局的反垄断局里也分的比较清楚，反垄断执法一局、二局，还有竞争政策协调局等，他们分工也比较明确，他们还设立了竞争政策和大数据中心，使得电子证据、执法数据分析能够体系化。
所以从两级授权制度、内部执法，包括现在统一文本，统一流程、规范，然后进行指导，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体系是越来越完善了。同时执法也越来越透明了。2020年，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上线，行政处罚直接上网，所以它的透明度提高了。此外执法机构的调研更专业更细致了。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执法机构水平提高了，我们合规也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21世纪》：你刚才也提到，《反垄断法（修正草案）》在多个层面提出了新的规则，也在广泛征求意见。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你作为专家有什么样的建议？
宁宣凤：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大的方向。
首先在草案的第一条里，加入了4个字叫“鼓励创新”，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在现有的时代，“鼓励创新”能写入这样一个经济宪法中，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在第十条里，也提到“经营者不得滥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排除、限制竞争。”我觉得在总则篇，这样两条的规定要引起特别大的重视。这里头可能就涉及到平台经济的问题。
总则篇里确定了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的基础性文件地位，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因为过去在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下、《反垄断法》体系下，都有关于反竞争的一些规定。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确定《反垄断法》的地位就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2016年其实我们国家已经引入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概念，这其中也和当时正在生效的《反垄断法》有一定的冲突，所以在《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中确定了国家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就非常重要了。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包括在协议篇中，把利用算法平台规则、数据、技术、排除限制竞争作为列举滥用行为之一。在修正草案的第19条下还加入了一个类似“安全港”的规定，也就是说企业违反16、17、18条，如果所占的市场份额低于反垄断执法部门规定的相关范围，企业能够补齐证明自己不具有排除和限制竞争效果的话，是可能免于处罚的，这些也都值得关注。
还有就是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应报未报的案子。过去在旧法中，处罚力度基本上是在50万之内，从罚款金额上来讲是比较有限的。这次在修正草案中规定为前一年营业额的10%以下，这导致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现在着急地把过去应报未报去“自首”，赶紧排队去报。因为新法真正实施的话，它的处罚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看到《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从各方面都进行了修改，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全面的。
当然很多东西可能还需要一定的细化。比如19条提到，如果是在执法或立法机构规定的范围以下，可能免于处罚，但是这个范围到底是多大，可能需要明确。
而且在行政垄断的项下，虽然也比较明确地说“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是主体，但是如何真正在实践中“释法”，如何真正“从初心出发”角度和程度去做好执法，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挑战。
“任何一个领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整个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包括很多的律师同行。数据安全等领域的热度还没到顶点，要人多气才旺，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加入。”
数据安全等业务领域仍然方兴未艾
《21世纪》：这两年很多互联网平台还面临一个很大的合规问题，就是网络安全、数据合规，还有个人信息保护，这两年的法律制度也开始出现，要求机构设置首席合规官，您怎么看？
宁宣凤：您刚才说到这三部法律，实际上应该是指2017年《网络安全法》以及去年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三部法律下分别有规定，要求设立网络安全负责人，数据安全负责人，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对于企业、尤其是综合性企业，合规已经变成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是在公司治理的最高层面由CEO级别或助理CEO级别的人负责，还是在合规委员会、合规办公室的设置，或者在业务条线的合规团队的设置，是都有的。
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企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设立合规官，或者负责机构、负责人体制，而且企业要根据具体的服务或者产品所收集的信息来分析决定机构设置。
这些机构设置在我刚才提到的三个法律下，是一个法律要求。如果该设置而没有设置，尤其比如个人信息数量比较大，企业又没有专门负责人，如果产生问题，相关法律责任还是比较大的。
《21世纪》：这两年疫情之下，传统的律师业务受到很大的影响。你执业领域的业务量其实是很大的，反而是忙不过来。你估计市场还会有多久的景气度？
宁宣凤：首先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比较运气（好）。其实刚才提到了，我们确实跟经济的脉络基本一致来做法律服务。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也在前进，一直走在法律服务的前沿。我们未必引领，但至少我们没有落伍。
第二您刚才提到《反垄断法》、数据安全相关的立法。像《反垄断法》已经实施十余年了，但是热度不减。因为作为经济宪法，它的基础性法律作用还未充分彰显。
而且近几年来，对于资本的无序扩张、平台经济下的一些规则是否公平其实热议很多，甚至在《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中还特别加了一条，对于民生、金融、科技、平台经济特别关注，这是很少见的。
这可能也是我想要提的。时代感太鲜明了，在一个法律中其实没有必要。它可以放在政策里，但在这样的基本大法中，直接点一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可能会过时。所以倒不是说正确与否，只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讲，稍微概括性一点可能会更好。
此外包括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我觉得都是方兴未艾，“兴”还没到最高点，更不用说“艾”。所以我个人来看，从事相关业务的律师再做个10至15年，仍然是高峰期。
《21世纪》：那是否还是一片蓝海？
宁宣凤：蓝海倒未必。现在其实很多律师都冲进来了。
从我们来讲是欢迎的，因为中国的律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做反垄断法我们可能是最早的一批，做数据我们同样是最早的一批。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任何一个领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整个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包括很多的律师同行。目前行业热度还没到顶点，到顶点肯定是产业的兴旺、服务领域的兴旺，肯定是“人多气才旺”，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加入。
“做律师要懂行，要深入，还必须有更宽的眼界。”
“徒弟都牛了，我觉得我也牛了”
《21世纪》：不同律师团队的体制建设对服务客户来说，你觉得会有什么不同？
宁宣凤：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但是金杜和我们团队怎么做我是知道的。
金杜首先强调的是奉献、卓越，还有团队合作。团队合作不止是小团队内的互相合作，也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合作。
一个客户可能需要数据、反垄断、融资、上市、诉讼、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领域的服务）。在金杜这都是分别业务部门。如果需要其他部门、团队的加入，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些团队拉进来一起做。
这种团队合作不是说表现我有多好，而是给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必须。如果我也去做知识产权、劳动税务，我肯定干不好。那客户没有享受最好的服务，我可能砸了自己的牌子。
《21世纪》：这是不是对于公司制律所来说更容易或者实现团队协作会更顺畅一点？
宁宣凤：可能是吧。别人都把金杜说成公司制的，反正这么说也行。
我们确实是分部门、分领域，但目的是为了在各个领域中，大家都能够心无旁骛，钻深钻透。如果像八爪鱼一样，可能到时候客户漏了，业务漏了。
我只把我这部分干好。当然不是说眼界，做律师眼界太窄也有问题。所以要懂行，要深入，还必须有更宽的眼界。
《21世纪》：有句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大家说现在律师行业的“传帮带”做的不是太好了。你怎么看？
宁宣凤：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可能发生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首先业务蛋糕要做大，你就这么一块肯定要饿死。二是我觉得就像孩子长大了，你把家产都给他，是不是也有种失落？但你会很高兴，因为它是你生命的延续。
我希望我的徒弟都比我强，而且我跟很多的徒弟都是这么说的。因为都牛了，我觉得我也牛了，所以可能每个人想法不同，我是真的希望他们都牛。
而且还有一点，你要保持不断的学习，也要进步，这也是一个倒逼的过程。把他们都教会，你没得干了，你是不是得干点新的？
其实怎么做都有道理，保守一点我觉得能理解，潇洒一点我觉得也行，每个人性格不一样选择也会不一样。
《21世纪》：你怎么来定义一个好律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宁宣凤：我觉得各行各业首先要做人，品性不好在任何一个行业都走不远。你会看到很多人起飞点很高，但是没有飞长走远。
第二你的专业性到什么时候都不要丢。就做律师而言，专业性到什么时候都要有，要保持那种敏锐性，就是行业发展到哪里你的服务就发展到哪里。甚至服务的形式、内容、宣传你服务的形式也要创新。我们开始做直播、短视频，甚至成立数字中心，都是一些尝试。
一开始我提到了好奇心，其实好奇心重了就“爱玩”，“爱玩”的话说不定就玩出道道来了。所以“爱玩”之心始终要有。
“我经常跟我们团队说，不要等到别人杀死你，你要自己先把自己杀了。就是说，你的蜕变不应该是外力所强迫的，而是你内心驱动力使然。”
自我提升、自我蜕变应该始终存在
《21世纪》：我们听到一句话说你是平衡工作家庭的高手，是怎么做到的？
宁宣凤：高手，那倒也未必，没那么大本事。
可能是因为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看到我可能更能平衡，因为我儿子都快30了，我就没必要都要管。但是在我二三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还是比较难平衡）。人生是有不同阶段的。
所谓平衡高手是说在不同阶段能不能兼顾。首先，兼顾是不可能的，都做好是不可能的，因为真要都做好你就会焦虑。包括做律师，我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做更好，因为对我来讲，首先是养家糊口，第二才是能做的多好。当然这里头加点小情怀，就又不一样了。我们做的所有这些，包括奥运、WTO，多少还是加了点家国情怀的。
但人还是有限的，要承认自己的平凡，然后再说能多做一点什么，包括所说的工作家庭的平衡。首先不要对自己说你都能做好，能做好一部分就不错了，另外的部分再经历就是了。我是这种心态。
《21世纪》：现在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是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在，我们理解是不是到你这个段位就不用再焦虑了？
宁宣凤：如果要焦虑，其实不需要等到疫情就焦虑了。
我经常跟我们团队说，不要等到别人杀死你，你要自己先把自己杀了。就是说，你的蜕变不应该是外力所强迫的，而是你内心驱动力使然。
只有你的蜕变先于这个行业，你才会不焦虑。
所以这种“焦虑”应该始终在，不是说我是一个焦虑的人，而是自我警觉的意识、自我提升的意识、自我蜕变的意识应该是始终在的。
《21世纪》：短发给人感觉特别干练，加上做出这些成绩，我们觉得你会是一个女强人，但是聊天又觉得你很温柔。
宁宣凤：我觉得我两面都有。在日常中我挺温柔的，所有的东西都很温柔。但是别触碰我底线，底线触碰了，我觉得我会是一个雄狮。
工作中首先同事之间，我觉得只要努力，犯任何错误对我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底线是努力认真。跟客户的话，我觉得底线低得不得了，所有的客户的要求都是正确的，这也是我的底线。
《21世纪》：很多律师一直只做一个领域，但是你其实转变比较快，如果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你会定义自己是什么律师？
宁宣凤：我觉得所有的转变都是一种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数据，其实很多分析方法，思维方式都借鉴了之前的法律服务。所以转变不是断层式的，是一个进化完善的过程。
如果贴标签的话，我觉得我一直在自我学习，一直在追求进步，还是一个小学生。
《21世纪》：能感觉你每次都能带领团队抓住风口，在团队管理方面有什么经验？
宁宣凤：我们大家有新问题一起研究，然后写文章，这是主动式的。
还有很多时候是被动式的，也就是客户提出要求。很多问题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过，而客户在一线遇到过，反过来促进我们的学习。只要保持学习的开放态度，我们就会进步，就会学有所成，这应该是一种心态。
你是这种心态，（那么）大家就都会是这种心态。我主张的管理是无为的管理。其实有事情大家一起做自然就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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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规体系搭建公开课之律师视角
【本课程由杨天律师原创，免费提供给有志于从事企业合规业务的律师以及有企业合规体系搭建实务需求的法务朋友，帮助各位在各种收费合规课程层出不穷的当下减轻焦虑，找准方向，获得系统性的学习。杨律师的愿景就是打造真正专注于合规业务、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合规组织，与真正热爱企业合规业务的同仁一起做好合规工作、共同学习提升。】
从2015年开始，国资委就对央企提出了合规管理的要求，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等各项政策性文件和指南。以中央企业作为带头示范作用的企业合规工作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之中，足以看出国家对于企业合规体系建立的长远布局。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在量身定制企业合规体系与制度的过程中，企业法务部门自身力量有限，往往会寻求外部企业合规律师的帮助，这对于律师行业而言是个巨大的机遇。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结论：
企业合规的整体要求和对外部合规律师的要求如下，这也是外部律师进行合规业务的主要努力方向：
1.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完善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法律审核工作。
对合规律师而言，企业合规体系搭建过程中的专业性、政策性难题可以由律师参与，提出符合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性文件的合规宏观指导方案。
2.企业方面要严格执行有关反垄断、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产品质量、知识产权、劳动用工等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
外聘合规律师可以针对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的变化利用自身对于相关规定的敏锐嗅觉为企业进行定制化服务，并进行法律风险预警提示。
3.合规对企业提出了崇尚契约精神、重合同守信用的强制性要求。外聘合规律师需要协助企业法务加强合同（尤其是非标准化疑难合同）的审核，做好合同履行监控。
4.对涉及跨境业务的企业而言，建立境外重大项目法律顾问提前介入工作机制，避免重蹈中兴通讯的覆辙。
对合规律师而言，需要加大研究境外法律环境、制度、规定的力度，积极参与境外重大项目法律论证，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实务能力。
5.企业在各项业务开展时要做好尽职调查。外部律师需要了解企业现有审查流程，找出不足或阻碍经营之处，提出具体的可以落地的法律流程嵌入建议。
6.企业方面需要加强对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法律审核，确保制度合规（包括流程和内容两方面）。
外部律师可以参与规章制度的审核，协助企业法务部门加强对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定期出具第三方监督审查报告，帮助企业夯实合规基础。
7.企业法务部门要加强合规教育培训，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律师结合最新规定和实践案例进行分析。
同时，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杨律师想做如下提示：
对大企业而言，自身已经具备一定的合规体系和制度的搭建能力，具备相对完善的合规流程，合规律师参与合规工作要在企业法务的主导下基于现有合规模式进行。律师在参与顶层设计前要对律师和法务的工作进行分工，做到职责明确。律师要基于每个企业的特点，在查阅公司现有的规章制度、流程体系、既往案例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律所可以应企业需要成立专项小组，到企业现场集中办公，同时注重对合规成果的整理和包装，帮助企业法务进行输出，帮助企业总结创新点，获得上级肯定。
对中小企业而言，在没有完善的合规体系或价值观的背景下，外部律师的工作重心就需要落到制定具体可行的合规管理方案，取得企业管理层认同上来。合规律师要确保制定的合规管理方案符合中小企业运营实际，使成果简单易懂、好操作。同时，合规律师还要及时听取企业业务部门反馈，及时调整合规管理的模式，在保证合规方案简单易行的基础上更加具有性价比。可以考虑通过帮助客户策划更灵活精彩的培训活动，帮助客户制定可重复利用的范本和模板的方式来实现。
以上就是杨律师对于企业合规体系搭建的总体性感知和分享的内容，欢迎大家一起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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