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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刑辩律师电话号码,毒品犯罪情节严重的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是否正确

通川刑辩律师电话号码(1) 毒品犯罪情节严重的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是否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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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道刑辩“刀下留人”系列:

    整理人:郝孝伟、陈思宇 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

    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日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之后,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重新回归一统,收回的理由之一便是统一裁判尺度。由于司法文件中关于死刑核准与否的理由都比较原则,从《参考》中的所有死刑案件中系统梳理出了不核准死刑的裁判规则,期望能够从个案角度寻找到某些共性的规则。本期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毒品犯罪不核准死刑的26条裁判规则。


    目 录

    一、犯罪主体方面的理由

    二、地位作用方面的理由

    三、数量纯度方面的理由

    四、主观明知方面的理由

    五、构成自首不核准死刑

    六、构成立功不核准死刑

    七、主观恶性方面的理由

    八、特殊情节方面的理由

    九、改变罪名不核准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


    一、犯罪主体方面的理由

    1、裁判要旨:被告人在羁押期间人工流产后脱逃,多年后又被抓获审判的,仍应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所谓“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仅包括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而且也应包括因犯罪被羁押时已怀孕,但在审判前因某种原因自然或人工流产的妇女,即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只要程序已经启动,尚未结束,对此期间怀孕的妇女,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均不适用死刑。

    来源:《参考》第250号指导案例——韩雅利贩卖毒品、韩镇平窝藏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无期)


    2、裁判要旨:家庭成员参与共同犯罪,依法均可判处死刑的,一般不宜对所有参与犯罪的家庭成员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对于一个家庭成员参与犯罪的死刑适用,已不单纯是法律问题,还涉及政策问题。虽然刑法及司法解释中没有对数名家庭成员共同犯罪,且罪行均极其严重的,对各被告人不宜均判处极刑作出相应的规定,但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出发,判处死刑不能不考虑我国社会的传统人情伦理观念,基于人道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家庭成员共同犯罪的,可以根据各成员的地位、作用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尽量有所区别,一般情况下不宜全部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413号指导案例——练永伟等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二、地位作用方面的理由

    3、裁判要旨:受毒品货主邀约参与贩毒,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较小,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虽然被告人在共同运输毒品过唱作用,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但考虑到被告人不是毒品货主,只是应购毒人的邀约为其检验毒品质量,在购毒人的指使下携带从广东购买的毒品与购毒人一起返回福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366号指导案例——黄德全、韦武全、韦红坚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4、裁判要旨:因同案犯在逃致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不明的,应慎用死刑。

    4-1在运输毒品行为中,各嫌疑人的地位、作用如何,是案件量刑的关键问题。由于同案犯在逃,岗共同运输毒品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查清。不能因为毒品在谁包里就推定谁的地位更重要、作用更大。判断共犯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全面分析。在同案犯已被判处死缓且裁判已经生效的情况下,一、 二审法院对另一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两被告人之间很可能出现量刑失衡问题。宋光军虽系累犯,但因其所犯前罪为犯罪未遂,且不属毒品再犯,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对宋光军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405号指导案例——宋光军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4-2对于同属毒品共同犯罪的主犯,论罪当判死刑,但在对地位更高、作用更大的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对在共同犯作用较小、所居地位较低的,尤其是本案这种家族式毒品共同犯罪中,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可以酌情从轻判处刑罚。鉴于侯金山在走私、贩卖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次于侯占齐,王敬州涉案的毒品数量明显低于侯金山,且毒品均未流入社会,对侯金山、王敬州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530号指导案例——侯占齐、李文书、侯金山

    等人走私、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5、裁判要旨:在对贩卖毒品上下家决定死刑适用时,犯罪的主动性和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是应着重考虑的因素;并非一律“杀上家不杀下家”,下家对促成交易起更大作用的,也可以考虑判处下家死刑。

    5-1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来看,在孙奇志的上下家关系中,下夹为更加积极、主动,对促成交用更大,处罚应当更重。具体表现为:第一,先提出犯意备齐全烤约购毒品w知梁宗久等人已备齐全款);并且确定购毒数量。第二,在具体交易过程中,王守林从大竹前往达州找到孙奇志提出购毒,主动将 12 万元定金交到孙奇志处,并且将孙奇志接到交易地点,王守林的行为更加积极主动。第三,孙奇志虽然的上家,但其本身并没有毒品,毒品来自上家赵东,孙奇志仅是居中倒卖赚取差价。第四,在梁宗久等人携全款跨省约购毒品,王守林两次提供毒品样品均未成交的情况下,向孙奇志约购毒品,并提供租车骄、安排梁宗久等人到达州住宿等便利,以促成交易,反映出王守林贩毒犯意的坚决性和主观恶性之深。在判处王守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情况下,对孙奇志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显得量刑不够均衡。

    来源:《参考》第1230号指导案例——孙奇志等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裁定不核准)


    5-2从本案情况来看,被告人周道会虽系王福贵的上家,但属于居中倒卖,其接收王福贵的毒资后又联系他人购进毒品加价贩卖,且弓助完成贩卖、寄运事宜,,应依法惩处。但与张菊、王福贵相比,周道会的作用相对较小:首先,周道会贩卖毒品的数量少于张菊、王福贵贩卖毒品的数量,获利更是少之又少,尚不及王福贵从张菊处获取的差价,对此应在量刑时予以适当考虑;其次,周道会虽然是毒品上家,但其并不是持有毒品待价而沽,而是王福贵主动找他联系并先支付毒资,其才去联系毒品,故其在贩卖毒品的合意、联络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也就是说,在促成毒品交易方面,周道会翟要小于王福贵,对其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1265号指导案例——张菊、王福贵、周道会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6、裁判要旨:对较大的主犯因具有法定从宽情节而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对其他主犯不宜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要严格贯彻适应原则,涉案毒品的数量不同,毒品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同,适用死刑的具体情况也有所区别。对于贩卖、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中有两犯,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应当全面考察各主犯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一般只选责最大的一名主犯依法判处死刑;即便两犯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也要充分比较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同时判处二人死刑应当特别慎重。换言之,即便同为罪行极依法可以判处死刑的主犯,也要注意区分彼此之间罪责大小,进一步区分唱严重者,并非一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更不最为严重的主犯没有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对罪责稍次的主犯“升格”适用死刑。

    来源:《参考》第1279号指导案例——高洪雷等贩卖、运输毒品,介绍卖淫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发回高院重审,重审改判死缓)


    7、在贩卖毒品共同犯罪中,对地位、作用此的被告人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7-1刘光普、凌万春 在共同犯织、指挥作用,均系主犯,且贩卖毒品种类多、数量大,社会危害大,依法应予严惩。刘光普系累犯和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刘光普、凌万春等人将“摇头丸”、“Y 仔”与“K 粉”混合后加入袋装“雀巢”咖啡内贩卖,不毒品,仍属于贩卖毒品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制造毒品罪。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对刘光普的量刑适当,但部分定罪不准确,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凌万春在贩卖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次于刘光普,对凌万春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800号指导案例——凌万春、刘光普贩卖、制造毒品案(一审判处二人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凌万春死缓)


    7-2鉴于跑次此尔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次于叶布比初,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1033号指导案例——叶布比初、跑次此尔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判处二人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阶段改判跑次此尔死缓)


    8、受雇佣走私、运输毒品,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小于在逃同案犯的被告人,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煎受雇佣走私、运输毒品,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小于在逃同案犯,归案后认罪态度好,缎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852号指导案例——邱绿清等走私、运输毒品案(一审判处邱绿清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阶段不核准死刑,发回重审后改判死缓)


    9、裁判要旨:被告人运输毒品数量大,但不排除受人雇佣的,可以考虑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9-1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鉴于不能排除李某系受他人雇佣、指使而运输毒品,对其依法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533号指导案例——李补都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9-2被告人艾某贩卖、运输海洛因 1759 克,数量大,但其主要犯罪行为是运输毒品,的毒品有 1050 克是受毒品所有者、同案被告人冯某的指使、雇佣,该运输毒品行为只是冯忠义贩卖毒品行为的辅助行为。同时,艾某贩卖、运输毒品的数量只有同案被告人冯某贩卖、运输毒品数量的一半左右。艾某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次于冯忠义。根距适应原则,对艾某的处刑应当与冯某有所区别,故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依法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来源:《参考》第547号指导案例——冯忠义、艾当生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三、数量纯度方面的理由


    10、裁判要旨:毒品犯罪中数量不是决定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

    确定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任何犯罪的刑罚,都应当综合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具体处刑。

    来源:《参考》第12号指导案例——输毒品案(本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11、裁判要旨:对于毒品的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对于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经鉴定查明毒品含量极少,确有大量掺假成分的,在处刑时应酌情考虑。

    掺假之后毒品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364号指导案例——李惠元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12、裁判要旨:司法机关查获部分毒品后,被告人主动交代了实际贩毒数量,并达到当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 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可以不 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这是坦白从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据此规定,对于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被告人到案以后主动交代了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毒品数量累计达到或者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这样把握,有利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也有类罪,节约司法成本。反之,如果段不加以区别对待,会给人以坦白越多刑罚越重的印象,不利于深挖和打击犯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段并非一律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毒品犯罪数量大,且具有累犯、毒品再犯、武装掩护实施毒品犯罪等从重处罚情节,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案件,仍然可以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742号指导案例——古丽波斯坦?巴吐尔汗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发回高院重审)


    13、裁判要旨:对临时结伙贩卖、运输毒品起组织作用,但本人实际贩卖毒品数量相对较少的主犯可以考虑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亲属、熟人关系,因有贩卖毒品的故意而临时结伙,三名主犯均系积极主动参与犯罪,且阿力日呷对同案被告人和毒品的控制力较弱,在各共同犯相对分散的情况下,考虑到阿力日呷系初犯,毒品未流入社会造成实际危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对阿力日呷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955号指导案例——阿力日呷等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发回高院重审)


    14、裁判要旨:制造毒品案件中,缴获的毒品系液态毒品(半成品),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市场流通环节中的冰毒,主体化学成分是甲基苯丙胶,但实质为甲基苯丙胶盐酸盐,因此冰毒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甲基苯丙胶。

    由于毒品具有滥用性、依赖性、危害性、管制性四大特征,因此,在定义毒品成品时,通常是指可以直桔和滥用的毒品,而毒品半成品通常是指未制成成品前的中间产品。通过化学方法制造毒品的,一般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完成化学反应,但鹅甲基苯丙胶为最终目的的犯罪,制成含有甲基苯丙胶成分的晶体的,才能视为制出成品,制出含甲基苯丙胶成分的液体、固液混合物等的,应视为制出半成品。

    认定的制造毒品数量虽已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尚未制造出成品的,或者仅制造出少量成品,绝大多数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会危害与已经制成成品待售调显不同,故一般不宜对被咐刑。这样考虑的原因在于,毒品半成品因无法被直接吸食、消费,与毒品成品的危害紧迫性不一样,其客观危害没那么紧迫。

    来源:《参考》第1228号指导案例——林清泉制造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裁定不核准)


    15、裁判要旨:大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做含量鉴定,含量不清的判处死刑应当慎重。

    毒品数量虽然直接反映了被告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 刑法也规定以毒品的数量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但是如果不同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过度差异,刑罚的公正。本案如果仅以查获“麻果”的重量作为认定甲基苯丙胺的数量对被告人量刑,显然对被告人不公,也会有失刑罚的衡平,涉及适用死刑则更需慎重。鉴于大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为做到罪行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悼,并考虑目前毒品鉴定的条件和现状,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

    来源:《参考》第536号指导案例——赵敏波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判处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四、主观明知方面的理由


    16、裁判要旨:对当场查获运输毒品的案件,被告人拒不认罪,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毒品主观明知的,不能定罪。

    运输毒品罪要求被告人客逛毒品的行为,主躬是毒品并运输的故意。对当场查获毒品的案件,要重点审查被告人的主观明知,包括对是否是毒品的明知和运输对象的明知两个方面,不能仅凭现场查获毒品就客观归罪,当然地认定被告人具有运输毒品的故意。

    毒品案件往往直接证据较少,犯罪人未作有罪供述的情况下,故实践中公安机关经常以人毒俱获作为案件是否破获的标准。但“人毒俱获”并不是简单地在现场抓获犯并从其处查获毒品,人与毒不是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内在的主客观相统一的整体。必须要有充分证据证实犯罪人明知是毒品,明知自己实施的是毒品犯罪行为,而且客观上毒品确实是行为人实施的本次犯罪行为所获得的或者与之相关的物品。只有通过证据实毒的完全对应,才能称之为“人毒俱获”。

    本案在案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骆小林对运输毒品具有主观上的明知,无法排橱案的合理怀疑,不能得出骆小林运输毒品的唯一结论,因此,不能对骆小林定罪,更不毒品罪判处其死刑。

    来源:《参考》第1015号指导案例——骆小林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中两次补侦未果,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构成自首不核准死刑


    17、裁判要旨:仅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后即如实交代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节且符合其他条件的,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被告人在机场接受的是例行安全检查,其携带毒品荡被公安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受到盘问,即如实交代了体内藏毒的罪行。符合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因而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82号指导案例——杨永保等走私毒品案(本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六、构成立功不核准死刑


    18、裁判要旨:已归案的犯罪分子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犯的,是否构成立功,认定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协助行为以及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是访,而不是协助行为的大小。构成立功且符合其他条件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于已归案的犯罪分子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犯,构成立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客弓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犯的行为;二是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是否起到了作用。至于协助行为对于抓捕其他犯的大小,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也未要求。也就是说,对于已归案的犯罪分子协助抓获其他犯的,只要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确实起到了作用,作用的大小,都应认定为立功。

    来源:《参考》第438号指导案例——陈佳嵘等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19、裁判要旨: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同时符合其他条件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告人虽然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供同案犯的下落,但无论是否提供都不影响其对犯罪事实的交代。也就是说,即使被告人不向公安机关提供这一情况,也不能认为其是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被告人归案后被采取强制措施,由受到限制,能否带领公安人员前去抓捕同案犯,不己决定,而是由公安机关决定。公安人员根据被告人提供的线索抓获了同案犯,说明其提供档、清晰、可靠,无疑应当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

    来源:《参考》第249号指导案例——梁延兵等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20、裁判要旨:虽不构成自首或立功,但自首立功情节尚需查证的,不予核准死刑。

    鉴于马良波的亲属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在逃的犯,且马良波所交代的向其贩卖海洛因的“上家”及提供故意杀人佃继续查证,故对马良波不予核准死刑。

    来源:《参考》第539号指导案例——马良波、魏正芝贩卖毒品案

    (一审判处马某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阶段发回云南高院重审)


    七、主观恶性方面的理由


    21、裁判要旨:运输过程中才意识到货物是毒品的,主观恶性豹较小。

    运输前并不明知要运输毒品,在运输过程中,通过种种迹象,知道其运输的是毒品。就明知运输毒品而为之是有一定区别的,主观恶性相对要小一些,对也就轻一些,在处刑上就应当有所区别。

    来源:《参考》第28号指导案例——马俊海运输毒品案(本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22、裁判要旨:在同案犯均符合判处死刑的条件下,对于认罪、悔罪,归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对全案破获起到积极作用,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的被告人,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被告人吴杰、常佳平、贩卖为目的,非法购买、销售海洛因,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吴杰出资购买海洛因,贩卖毒品数量巨大,又系跨省贩卖,为当地毒品源头之一,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信沅明贩卖毒品数量巨大、次数多,既伙同他人贩卖,又单独进行贩卖,毒品通过其直接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常佳平多次贩卖毒品、数量巨大,涉案毒品通过其向社会扩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均应依法惩处。鉴于常佳平认罪、悔罪,归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对全案破获起到积极作用,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529号知道案例——吴杰、常佳平、信沅明等贩卖毒品案(本案一均被判处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常佳平死缓)


    八、特殊情节方面的理由


    23、裁判要旨: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有可能部分用于个人吸食的,在量刑时一般应当予以考虑。

    本案存在的以下情节在量刑时应予考虑:第一,有证据证明被告人郑大昌为吸毒人员;第二,郑大昌被抓获后,始终供认其购买毒品是为自己吸食,且本案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郑大昌携毒品是准备出境贩卖,不能排除其中有部分毒品己吸食;第三,郑大昌有悔罪表现,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尚不是很大。基于上述考虑,最高法院复核认为,对被告人郑大昌的量刑,应与完全以贩卖牟利为目的的走私毒品犯罪的量别。

    对于毒品数量虽已达到实际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但可能有部分毒品己吸食而非全部用于出售的,在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更要慎重对待。对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或者具有可酌情从轻处罚等情节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来源:《参考》第163号指导案例——郑大昌走私毒品案(本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24、裁判要旨:对有特情介入因素,才达到判处死刑数量标准的,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4-1公安人员冒充买主去和王佳友进行毒品交易,虽不能认定为数量引诱,但确是公安机关为抓获王佳友妒的配合下进行的,数量也是冒充买主的公安人员提出来的,且系王佳友犯罪的主要犯罪事实,故应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同时,王佳友被当场抓获并起获全部毒品,毒品没有肩会造成进一步危害,亦应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据此,在充分考虑到本案有特请介入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被告人王佳友死刑,将本案发回重审。

    来源:《参考》第537号指导案例——王佳友、刘泽敏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发回重审)


    24-2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不能排除“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来源:《参考》第639号指导案例——包占龙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发回重审)


    25、裁判要旨:毒品犯罪被判处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再犯。

    从形式上看,被告人因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似乎符合毒品再犯的构成要求。但是,这种理解忽略了毒品再犯是累犯滴这一本质特点。毒品再犯条款中的“被判过刑”,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又重新犯罪”,也没有说明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又犯毒品犯罪的情形是否属于被判过刑的范畴。但构成累犯的条件,除了被判过刑外,还必须具备刑罚执行完毕辉后,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罚之罪的条件。刑法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除其自身的特别规定外,其他要件必须受刑法关于累犯规定的制约。前罪与后罪的相隔期限,毒品再犯有自身的特别规定,不受累犯关于“”这一普遍规定的制约。也就是说,被告人不乖内辉后,只要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罚的毒品犯罪,就构成毒品再犯。虽然毒品再犯的“被判过刑”,法律没有明确的特别规定,但作为累犯滴,应当受“刑罚执行完毕辉后”规定的制约。如果被告人在原判刑罚尚未执行完毕以前重新犯罪的,因其不属于“刑罚执行完毕辉后”的情形,不能认定为毒品再犯,而只能依法实行数罪并罚。

    来源:《参考》第392号指导案例——李靖贩卖、运输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死缓)


    九、改变罪名不核准死刑

    26、裁判要旨:购买大量毒品,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购买毒品的目的是为了贩卖的,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

    贩卖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都存在非法持有毒品的状态,两者有时混淆。但在实践中,两罪中的“非法持有毒品”还是能够区别的。贩卖毒品罪行为人非法持有毒品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为了进行贩卖。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行为人持有毒品的故意,既可能是自己或赋,也可能是为了走私、贩卖、运输、窝藏毒品,但是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非法持有毒品是出于走私、贩卖、运输、窝藏毒品目的。此外,贩卖毒品罪中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是整个贩卖毒品犯罪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成立独立的犯罪。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即构成犯罪。

    来源:《参考》第365号指导案例——宋国华贩卖毒品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复核改判无期)


    毒品死刑案件研究

    通川刑辩律师电话号码,毒品犯罪情节严重的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是否正确

    袁兴军律师论醉驾系列之五:醉驾无罪辩护十二条路径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能不能到达罗马,还要看自己的造化。本文仅仅为大家提供一个辩护思路,不代滨道路就能成功。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就非常欣慰了。

    律师决定为被革辩护应特别慎重。为被革辩护往往要冒比较大的风险,无罪辩护案件往往比较复杂,事实和证据往往盘根错节。无罪辩护的成功率极低,决定确有必要。如果冒然决定为被告作无罪辩护,反而会适得其反,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一、缺乏在驾驶机动车之前饮酒的客观证据

    案号:(2017)黑0203刑初208号

    案情简介:毙恚桓考菔缓冢隆梁虐碌吓菩⌒徒纬担谄肫牍薪ɑ韪<以靶∏?1号楼西侧超市门前与芦红驾驶的黑B×号黑色丰田牌小型轿车相撞,相撞之后孙亚强驾驶车辆由西向东驶离事故现场,将车停在距离事故现场30米处的11号楼4单元门前处,之后离开车辆回到11号楼4单元401室的家中。21时04分,齐齐哈尔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建华交警大队接到芦红的报警,侦查人员于21时20分到达事故现场,芦红的丈夫赵某告诉交警,楼了。21时22分,办案交警拨打110报警电话请建设路派出所协助出警。21时35分,建设路派出所民警到达后与交警一起上楼到11号楼4单元牛?1时39分娇家中,孙亚强拒不配合调查,21时47分派出所民警发现孙亚强为警训支队民警,21时48分交警向领导汇报,23时23分孙亚强所在单位领导赶到孙亚强家中,次日0时34分市局督察赶到孙亚强家中劝导无效后,于1时26分,在孙亚强家中对其强制抽血进行酒精检测,1时41分将孙亚强从家中带至建华交警大队接受调查,03时25分对孙亚强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将孙亚强约束至酒醒后,于09时46分对其询问,孙亚强称其开车到家后饮的酒。经齐齐哈尔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孙亚强静脉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208.1mg/100ml。事故发生后,孙亚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元。

    法院判决:公诉机关指控孙亚强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在指控中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时,是否为饮酒驾驶,未进行确认,仅指控公安机关娇家中发酒行为,属于指控事实不清。公诉机关指控被缚犯危险驾驶罪的主要证据有王某的证言、辨认笔录与证人刘某、李某、芦红、赵某的证言,小馅饼饭店的监控录像等。但综观全案,本案缺乏能够锁定孙亚强系醉酒驾驶机动车暨在驾驶机动车之前饮酒的客观证据,孙亚强饮酒的地点不能确定,饮酒的时间不能确定,与其饮酒的人不能确定,证人王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小馅饼饭店录像的真实性存疑。犊供述其系回到家中饮酒,侦查机关未勘查现场、固定证据,排除其系回到家中饮酒的可能,导致孙亚强是否系事故发生后回到家中饮酒存疑。虽然孙亚强静脉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208.1mg/100ml,但无法确定其饮酒时间是在开车前还是回家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亦未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不能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结论。公诉机关指控孙亚强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孙亚强有罪。对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瓜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缚无罪。

    二、查不清是否实施驾驶行为

    案例:(2018)50号

    案情简介:缥迨弊笥遥桓嫒顺虑寮菔恍⌒徒纬嫡拍?一起去喝丧酒。后丧酒结束,被告人侈子回其母亲家。当晚被告人陈清驾车离开民福家园,而后将车停在9路公交车站处,在驾驶室内睡觉。当晚23时许,铜陵市公安局郊区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110报警后赶往现场,民警怀疑其有酒驾行为,遂向指挥中心汇报现场情况。后铜陵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桥大队民警樟璩?时许赶至现场,并将被告人陈清带至大桥大队进行酒精呼气测试,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为146mg/100ml。随后民警将其带至铜陵市立医院进行静脉血样提取,后经安徽公立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人陈清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25.27mg/100ml,已超过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法院判决:经查,书证查获经过、现场照片、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等仅证陈清醉酒后在其皖G×号轿车驾驶室内睡觉,证人张某2的证言仅证明喝丧酒之前陈清将车停在民福家园其母亲朱某1家门口,证人朱某1的证言仅证明陈清离开时听到车子发动的声音,证人查某、方某、汪某1等人证言仅证明陈清离开酒席时比较清醒,证人朱某2、洪某1证言仅证明陈清在案发后找二人“顶包”。综上,在案证据仅能证陈清醉酒后在机动车上睡觉,而不能足以证明其醉酒后驾驶皖G×号轿车自民福家园至案发现场。虽然上诉人陈清醉酒后在其皖G×号轿车上睡觉被查后对车辆如何从民福家园行驶至案发现场所作辩解前后不一致,但不能排除系他人驾驶可能性。原判认定陈清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事实,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按照证据裁判和疑罪从无原则,应当宣告其无罪。上诉人陈清及其辩护人提出应当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告其无罪的意见,予以采纳。检察员关于驳回上诉的意见,不予采纳。

    三、涉案车辆灭失无法重新鉴定

    案例:(2018)?1号

    案情简介:二审审理查明,毙恚纤呷耍ㄔ蟊桓嫒耍┲苤境坪蠹菔晃藓排屏铰值缍担鼐C攀卸η笊蕉酚啥蛭餍惺恢林裨奥方换懵范问保胗杀毕蚰虾峁缆返男腥撕文诚嘧玻斐珊文场⒅苤境苌思俺盗臼芩鸬慕煌ㄊ鹿剩C攀泄簿纸煌ň熘Ф咏煌ㄊ鹿蚀蠖尤隙ㄖ苤境械4似鹗鹿实闹饕鹑巍>C攀泄菜痉ㄖ行募ǎ涸谥苤境难褐屑斐觥耙掖肌背煞郑课?45mg/100ml。

    法院判决: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明确规定,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前提应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如行为人驾驶的不是机动车,则其即使具有危险驾驶的情形,仍不能以危险驾驶罪对其定罪处罚。结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志超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及辩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志超驾驶的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本院分析评判认为,第一,原判采信的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不具有合法性、科学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能据此认盾志超驾驶的涉案车辆是超标电动自行车(机动车);第二,从现有证据和情况来看,涉案电动车已灭失且无照片证实电动车外观,鉴定机构也无法依据现有材料对涉案电动车进行重新鉴定;第三,现有证据不能证周志超驾驶的车辆为超标电动车,不能得出周志超驾驶的车辆是机动车这一结论,原审判决认盾志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志超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判决无罪。

    四、电动三轮车不属于机动车

    案例:(2018)吉0881刑初71号

    案情简介:经审理查明,时30分许,被告人张万军驾驶电动三轮车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冯淑英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尾随相撞,致张万军、冯淑英受伤。经洮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万军负此事故主要责任,冯某负此事故次要责任,杨某不负此事故责任。经检测,张万军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26.5mg/100ml。案发后,张万军赔偿冯淑英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黑龙江省博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万军驾驶三轮车符害托车的参数要求,符合机动车范畴。

    法院判决:被告人张万军在道路上醉酒驾驶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但电动三轮车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故张万军的行为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二审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五、醉驾四轮电动车主观上无犯罪故意

    案例:(2020)初68号

    案情简介:?1日6时许,被告人王某1饮酒后持C3驾驶证驾驶无号“雷丁”牌四轮电动车,从彭阳县城阳乡长城村返回彭阳县家中,途径S202线由北向南行驶至338km 128m路段时,与沿该路段相向超车行驶的王某2驾驶×××号“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号牌号码LV869)相撞,造成王某1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7日,经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人王某1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1日,经甘肃科诚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人王某1驾驶的无号“雷丁”牌四轮电动车是纯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92mg/100ml。

    法院判决:危险驾驶犯,对机动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不能随意扩大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凰送物品以及进行工车的轮式车辆”。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其驾驶的车辆属于废的机动车,需要根据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国家既未对电动车的拂出明确规定,又未对其按照机动车进行管理,故不能要求普通公众认识到电动车属于机动车。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1驾驶的无号“雷丁”牌电动车虽经鉴定为机动车,但不能证明被告人王某1认识到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在相关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情况下,鉴定机构认定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超侈范围。庭审中被告人王某1辩称从其购买无号“雷丁”牌电动车后,使用的3年期间内,未有交通管理相关部门或者个人告知其要悬挂号牌、购买保险、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等各项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规定。案发当日其喝酒驾驶电动车也认为驾驶的是非机动车,主观上无危险驾驶罪的故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被告人王某1不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告人王某1无罪。

    六、使用含醇类的药品对皮肤进行消毒

    案例:(2019)188号

    案情简介:?日21时许,被告人陈某醉酒后驾驶×号小型轿车沿银带银横公路长庆燕鸽湖基地内由北向南行驶至××区段时,与该路段西侧道路上的防护栏发生碰撞,造成该车辆及防护栏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责任认定:陈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经鉴定,陈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72mg/100ml。案发后,被告人陈某向银带燕鸽湖小区物业服务处信访保卫部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

    原判另查明,?日22时03分许,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二大队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对被告人陈某查获,现场依法对被告人陈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被告人陈某拒绝配合。?日23时40分,办案民警将被告人陈某翠警医院进行抽血,医护人员对被告人陈某血液提取过程中使用的消毒液为安尔碘。

    法院判决:原审被告人陈某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并发生交通事故,事实存在。原公诉机关以本案血醇检验报告认定陈某血液酒精含量172mg/lOOml,作为认定原审被告人陈某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依据。经查,本案在提取原审被告人陈某血样时医务人员使用了含醇类的安尔碘消毒液对皮肤进行消毒,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值与检验〉(GB19522-2010)》中5.3.1“抽取血样应由专业人员按要求进行,不应采用醇类药品对皮肤进行消毒”之规定,故该血样在提取过程中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提取程序违法,以该血样作出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本案因原审被告人陈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不能认定,故原公诉机关指控陈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证据不足。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及银川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驳回抗诉,维持一决。

    七、无法确认检验样品与案发当时提取样品的同一性

    案例:(2017)川1381刑初150号

    案情简介:?日14时50分,被告人何正升驾驶“东风日产”牌黑色小型轿车行至大佛寺入口处十字路口时,与由姚某驾驶的“别克”牌棕色小型轿车发生追尾。经鉴定,何正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33.8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法院判决: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能证实被告人何正升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拒不配合执勤民警检查的事实。但是,公诉机关未能出示在抽血现场及时封装血样并编写区豹样的相关证据,故不能证实向物证鉴定所送检的“何正升”的血样就是当天所抽取的被告人的血样。

    检材的同一性是鉴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如果检材的同一性出了问题,则无论检测鉴定的仪器设备多么先进,检测鉴定人员的水平多么高超,检测鉴定的过程多么规范,检测鉴定的方法多么科学,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血醇检验记录表》中送检的试管编号为应当与《抽取当事人血样登记表》《司法鉴定委托书》《鉴定委托材料收领单》中试管编号一致,并附有照片。《鉴定委托材料收领单》送检人、菜应当与《司法鉴定委托书》和交警不能出具的《血样提取、保存及送检经过》相一致。

    八、未按规定密封血样

    案例:(2019)初17号

    案情简介:?0分,被告人贾德胜饮酒后,驾驶牌号为皖J×的小型轿车从黄口桥南段行驶至中易路滨江路口至前园路段时,因涉嫌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经呼气式酒精含量测试,贾德胜呼气中乙醇含量为107mg/100mL。后民警带贾德胜至黄山市首康医院采血,并由安徽全诚司法鉴?6日受理鉴定,鞒黾ㄒ饧?/p>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被告人贾德胜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问题,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评判如下:

    第一、关于本案被告人贾德胜血样提取问题。根据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一是消毒液名称未填写,在抽血过程中使毒液不清楚。二是抽血人员仅填写了姓名,非其填写。因此,提取贾德胜血样的过程不符合程序规定。

    第二、关于本案贾德胜血样含量问题。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鉴定委托书中记载贾德胜血样含量为3mL,对?日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函中称收到贾德胜血样2mL,装在抗凝管中,且密封无渗漏。因此,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收到的血样与提取的当事人血差异,不能排除血样是否密封完好及是否受到污染的合理怀疑。

    第三、关于贾德胜血样超期送检问题。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交通民警对当事人血样提取过程应当全程监控,保证收集证据合法、有效。提取的血样要当场登记封装,并立即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检验鉴定机构或者经公安机关认可的其他具备资格的检验鉴定机构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因特殊原因不能立即送检的,应当按照规范低温保存,经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磕谒图臁1景钢校值率け怀檠奔湮11日21点左右,鉴定机构受理血样时间为4月16日,送检超期,不符合前述规定。虽然有“呈请延长血样送检时间审核意见表”,但也超过三天送检期限,且不符合经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的要求。另外,也未有证据证明超期送检的血样达到检材的要求。

    第四、关于是否使用真空抗凝管采血及低温保存问题。安徽全诚司法鉴东诚司鉴函字〔2018〕63号函称收到贾德胜血样样本装在一支抗凝管中,但未见该试国产标签等,无证据证明该采血管属于抗凝管和质量符合要求。公安机关和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均称已经低温保存血液样本,但无充分证据证明符合保存要求。

    通过以上分析,公安机关在提取贾德胜血液样本、保存、送检及鉴定过程存在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问题,故安徽全诚司法鉴东诚司法鉴定中心[2018]毒鉴字第6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应予以排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的规定,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被告人是否醉酒的依据,但本案鉴定意见因程序违法而被排除,在案证据虽能认定贾德胜喝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事实,但不能认定贾德胜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法院判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贾德胜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不清,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指控被告人贾德胜犯危险驾驶罪不能成立,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瓜法》第二百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贾德胜无罪。

    检察院抗诉后又撤回抗诉。

    九、血样收集的程序不合法、送检不及时

    案例:(2015)新刑初字第75号

    案情简介:弊笥遥桓嫒肆耗衬尘坪蠹菔恍〗纬涤胪跄吵鲎獬迪嘧玻滤匠盗臼芩穑耗衬掣喝吭鹑危觳饬耗衬尘猜鲅芯凭课?18.6802mg/100mL。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是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依据,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执行。本案血样提取时间为?6日2时许,送检时间为同,违反了上述指导意见,并且,公诉机关没有提交对梁某某血样提取过程的监控,不能证实证据收集的合法、有效性。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蹈规定了血样送检之要求:

    首先,应当全程监控,确保整个过程合法而不存在瑕疵;

    其次,要当场登记,当场封存从而能够保证送检材料不存在受到污染之可能;

    第三,检测机构应当具备鉴定资质的机构;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有案件翻盘的关键所在,即应当立即送检,特殊情况下应当低温保存并图臁?/p>

    四、血样送检严重超时

    法院判决: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梁建峰酒后驾驶机动车,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事实,不能证实梁建峰血液酒精含量是多少,不能证实梁建峰系醉酒驾驶。故公诉机关指控梁建峰犯危险驾驶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依法不能成立。被告人梁建峰无罪。

    十、送检不及时、未低温保存血样

    案号:(2018)川1703刑初31号

    案情简介:时40分许,被告人邓二精饮酒后驾驶川S×号现代牌小轿车在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南坝路纺织厂的上坡路段与停靠在道路右侧的由冯某驾驶的川S×号白色小轿车发生擦挂,双方为此发生争吵并相互抓打。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金华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赶到事故现场,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就打架事件接受调查。期间,因被告人邓二精涉嫌酒驾,达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民警接警后赶至金华派出所,将被告人邓二精带至交警二大队。当日21时16分,经酒精呼吸检测,被告人邓二精呼吸酒精含量为120mg/100ml。当日22时05分,医务人员抽取被告人邓二精血液样品一份。?8日达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将被告人邓二精血液样品委托成都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物证鉴定所检验,?3日该鉴定所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结果:所送邓二精血液样品乙醇浓度为184.1mg/100mL。

    法院判决:被告人邓二精酒后驾驶机动车与他人发生擦挂之事实存在。公安机关虽然按照程序对被告人邓二精进行了血样提取并送检,但未严格按照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5)项所规定的期限将提取的血液送检,公诉机关亦未出示血液样品是否在低温下保存的证据,送检不符合上述指导意见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瓜法〉的解释》第八十四条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草:(三)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公诉机关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送检的合法性,故本案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虽然被告人邓二精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但对其酒后驾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证实被告人邓二精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决被告人邓二精无罪。

    二审发回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但是截止?日无法查询到重审判决书。

    十一、不能排除检材混淆可能性

    案号:(2017)4号

    案情简介:?5日凌晨2时20分许,陈应龙(身份证号)酒后驾驶闽J×号二轮摩托车途经霞浦县时刮撞行人黄某1,造成黄受伤的交通事故。随后陈应龙将黄某1送往霞浦县医院治疗。当日公安机关在霞浦县医院找到陈应龙并在霞浦县医院急诊科对陈应龙提取静脉血样封存,于同检。公安机关鉴定委托书上记载“被鉴定人姓名陈应龙,身份证号”。福建晟兰司法鉴定所于同月28日出具的鉴定报告记载“被鉴定人姓名陈应龙;身份证号;检验方法GA/T842-2009《血液酒精含量的检验方法》;检材处理精取1ml待测全血两份,分别置于顶空瓶内,分别加入0.5ul(2mg/ml)叔丁醇内标液,用橡胶垫铝帽密封,摇动顶空进样器中加热、分析;检材名称李林;鉴定意见陈应龙血样检材中乙醇浓度为190.75mg/100ml”。

    同,陈应龙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行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并制作笔录,公安机关同时告知陈应龙相关鉴定意见的数据。次日,公安机关认定陈应龙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陈应龙赔偿黄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元取得黄某1的谅解并在初次庭审时自愿认罪。

    法院判决:上诉人陈应龙酒后驾驶二轮摩托车撞伤黄某1的事实存在,但证陈应龙醉酒驾驶的主要证据《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存在检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规范、送检检材不能排除华样可能性的问题,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陈应龙构成危险驾驶罪,检察机关的出庭意见不予采纳。判决陈应龙无罪。

    十二、情舰不构成犯罪

    案例一:(2016)113号

    案情简介:毙恚桓嫒嗽滥衬嘲凑战痪囊螅フ峦7旁谌诵械赖摹痢痢梁懦盗疽浦恋铰砺范悦娴闹辞诩觳榈愫蟆=痪谟氡桓嫒嗽滥衬辰惶甘保⑾直桓嫒嗽滥衬成砩嫌芯莆叮齑涑槿⊙ǎ桓嫒嗽滥衬趁恳话俸辽褐泻掖?4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

    法院判决:上诉人岳某某酒后休息了一个晚上,次日早晨11时许,在交警的指挥下挪动车辆,虽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刚超过醉驾案件的标准,但上诉人岳某某通过一夜的休息,并未意识到自己还处于醉酒状态,交警让其移车时,也没有发处于醉酒状态,不具有危险驾驶的主观故意。且是在交警的指挥下短距离低速移动车辆,其驾驶车辆的危险性大大降低,符合情舰的情形,可不认为是犯罪。

    笔者认为,可以从客观规则理论角度开展辩护。交警命令驾驶员开车,驾驶员的后续行为已经处于交警,阻却驾驶员的责任,依法不承担,而非情舰。

    案例二:(2018)川0703刑初333号

    案情简介:?日23时许,被告人黎春强饮酒后到绵阳市涪城区派出所院内(内有居民楼房)欲挪动他人停放在此处的川B×号小型轿车,在倒车时与院内住户停放的三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四车受损的事故。后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被告人黎春强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经四川民生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人黎春强血液中乙醇浓度为241.2mg/100ml。

    法院判决: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罪主要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因此,“道路”应不包括居民小区内、学校校园内、机关单位内等不允许机动车的公共通道。本案被告人黎春强醉酒后在单位院内挪动机动车的行为,不属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法律规定不构成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黎春强犯危险驾驶罪依法不能成立,被告人黎春强无罪。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刑再18号再审裁定书查明,?日23时许,原审被告人黎春强饮酒后到城北派出所院内挪动他人停放在此处的小型轿车时与院内住户停放的三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四车受损的事故并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经鉴定,黎春强血液中乙醇浓度为241.2mg/100ml。

    对抗、辩双方所提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事实、证据的分析。

    1.关于案发地点城北派出所院内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派出所作为公安系统的基层组织,担负着户口管理、法制宣传、特种行业管理、预防制止犯罪等社会管理职责和对外管理职能。基于其社会管理职能,派出所直接面对社会公众办理业务、处置案件,客观上存在办事群众车辆及社会车辆停放的需求。其次,从本案证据来看,虽然相关证人关于城北派出所是否允许外来车辆停放的证言相互矛盾,但证明派出所不允许外来车辆停放的证人安娜系黎春强的朋友,客观上与黎春强存在利害关系;住在城北派出所家属区的住户文玉及付长春的证言均证实派出所院会车辆进入,其中证人付长春所作两次证言虽然不一致,但其在第二次证言中对其两次证言不一致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说明;黎春强独自进入停车场挪车时并未受到任何阻拦和管制,亦可证明该停车场具有公共通行功能。同时,与原审被告人无利害关系的案涉场地管理者城北派出所及该所干警出具的情况说明更具有客观性,足以证实由于占用了公共道路停车位,城北派出所允许办事群众车辆和社会车辆在派出所院内临时停放。故案发地点城北派出所院内具有“通行”功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

    2.关于本案抽血过程是否符合规定,黎春强血液内乙醇浓度的鉴定意见能否采信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给黎春强抽血的护士及其他急诊科护士的证言,证实案发时间段,民医院对交警带来的酒驾人员抽血均使用安尔碘消毒棉签进行消毒,该院使用的安尔碘消毒棉签不含乙醇;其次,民医院采购科主任证言及相关采购清单、消毒物品发放汇总表等书证证实在案发时间段,民医院只采购了一种安尔碘消毒棉签,急诊科也只领用了一种安尔碘消毒棉签,即利康公司委托贝加尔公司生产的安尔碘消毒棉签;再次,根据《医疗器械注册登记表》载明的产品性能结构及组成内容,可知安尔碘消毒液分为Ⅰ型、Ⅱ型、Ⅲ型三种类别,其中Ⅰ型、Ⅱ型含有乙醇成分,Ⅲ型安尔碘消毒液不含乙醇成分,而该院采购的贝加尔公司生产的安尔碘消毒棉签所采用的消毒液为卫生部颁发的具有卫生许可批件的安尔碘Ⅲ型皮肤消毒液。上述书证、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对黎春强进行血样提取时使用的消毒棉签所含消毒液为安尔碘Ⅲ型皮肤消毒液,不含有乙醇成分,故辩护人关于血样被污染,鉴定意见不能采信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本案取证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1)关于行政机关所取证据能否作为刑事案件证据使用的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瓜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勾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频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故交警部执法过程中收集到的部分证据在本案中使用,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不存在取证不合法的问题;同时,取证的警察朱某与本案及本案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其虽见证了医院对黎春强的抽血过程,但并非本案的鉴定人、证人,不讼法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故辩护人关于朱某所取证据不合法的辩护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2)关于黎春强血样提取时间的问题。经查,绵阳市公安局交警直属一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城北派出所在案发后进行了搬迁,案发时城北派出所与对黎春强进行血样提取邓民医院相距不足150米,车程不到两分钟,侦查人员在23时55分完成现场勘查后完全能够在当日对黎春强进行血样提取,故辩护人关于黎春强血样提取是在案发当日完成证据不充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4.关于本案部分证据的采信问题。

    关于证人贾蓉、李丽的证言是否应当采信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贾蓉、李丽不是案发当天给黎春强抽血的护士,但二人作为急诊科的护士知晓急诊科的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能够证明案发时间端民医院急诊科对酒驾人员抽血时使用的消毒物品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二人的证言应当作为证据使用;关于消毒使用的是安尔碘消毒液还是消毒棉签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使用的消毒物品为安尔碘消毒棉签,而棉签上所含消毒液即为安尔碘消毒液,与《血液提取登记表》中反映的“消毒液名称”为安尔碘并不矛盾,故辩护人关于相关证人对使用的消毒物品为消毒棉签的证言不能采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原审被告人黎春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问题。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审被告人黎春强醉酒后在城北派出所院内挪动机动车的行为属于危险驾驶的行为。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情舰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故对黎春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认定应当结合本案客观事实进行评判。首先,从主观故意上看,黎春强选择在深夜、进出人员稀少的时间段在相对封闭的小区停车场挪动车辆,其对危险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并不持积极追求的主观心态,其行为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险的吭著降低;其次,从行为目的及客观行为上看,黎春强系为了避免阻挡其他车辆进出而主动前往停车地点,仅在小区内短距离挪动机动车,并未驶离停车场,其行为的动机及社会危害性与酒后长距离驾驶机动车区别;再次,从行为结果上看,黎春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仅造成车辆轻微擦挂的财产损害后果,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损害结耿;最后,黎春强积极赔付,取得被撞车主的谅解,且真诚悔过。综上,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黎春强虽然实施了酒后挪车的行为,但吉情舰危害不大,依法可不认为是犯罪。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虽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检察机关关于黎春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驳回抗诉,维持四川省级人民法院(2018)?4号刑事裁定和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刑初333号刑事判决。

    无罪判决意味着刑辩律师以一己之力摧毁公诉方苦心经营的证据链条,是律师价值最璀璨的光芒,是律师的梦想,也是公民自由和生命的捍卫者、“保护神”。



    前几天和一名法官聊天。

    问:到底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呢?

    答:有的案件我也纠结到底能不能判,有的真没有十足的把握。

    问:以前在刑警队办理刑事案件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师了,越来越分辨不清哪些行为构成犯罪,因为感觉越来越多证据不足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答:不光是你,我也有类似的困惑。

    问:裁判者的想法总是讳莫如深,我如何揣测你们的想法呢?

    答:多沟通。

    问:有的法官不喜欢见律师,更别说沟通。

    答:有效沟通也是律师必备的素质和技能。

    问:......

    重庆律师辩护 非法侵入住宅罪如何认定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成立20多年,团队专业化、办案标准化、方案定制化,荣获全功事务所、秀律师事务所等殊荣。

    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关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判决书:

    被告人王某帆,男,出生于四川省达州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2009年XX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因犯盗窃罪,2019年XX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因犯盗窃罪,耎X日被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耎X放。

    因涉嫌犯盗窃罪,耎X日被抓获,次日被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XX日被逮捕。

    现羁押渝北区看守所。

    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帆犯盗窃罪,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案件速裁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公诉机关指控,耎X日至8月XX日期间,被告人王某帆主城区内多个建筑工地盗窃建筑工人的银行卡,并通过pos机免密功能盗刷卡,盗窃他人财物共计21794元。

    具体事实如:

    1.耎X日上午,被告人王某帆来到重庆市XX区XX路XX轻轨站工地宿舍,盗刷被害人秦某某的银行卡资金1986元。

    2.耎X日上午,被告人王某帆来到重庆市XX区XX大道XX工地宿舍,盗刷被害人崔某的银行卡资金1958元;盗刷被害人王某某甲的银行卡资金998元。

    3.耎X日上午,被告人王某帆来到重庆市XX区XX大道XX工地宿舍,盗刷被害人王某某乙的银行卡资金2967元;盗刷被害人陈某某的银行卡资金1988元。

    之后,王某帆来到重庆市XX区XX大道XX工地盗刷被害人王某的银行卡资金1983元。

    4.耎X日上午,被告人王某帆来到重庆市XX区XX路XX工地宿舍盗刷被害人刘某某的银行卡资金999元。

    之后,王某帆来到重庆市XX区XX大道XX工地宿舍盗刷被害人梁某某的银行卡资金1475元。

    5.耎X日上午,被告人王某帆来到重庆市XX区XX路寸XX建设项目部员工宿舍盗刷被害人邓某某的银行卡资金3965元;盗刷被害人刘某的银行卡资金1990元。

    6.耎X日上午,被告人王某帆来到重庆市XX区XX大道XX路XX项目工地宿舍盗刷被害人何某某的银行卡资金1485元。

    耎X日,被告人王某帆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其到案后如实供案件事实。

    被告人王某帆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疽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踌议。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帆犯盗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第六十七条 第三款 、第六十五条 第一款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之规定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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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匪住宅罪,是指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或住宅主人同意,强人住宅的行为。中国刑法中侵犯公利、民主权利罪的一种。主要特征是:(1)犯罪客体是公民的居住自由。犯罪端居住的住宅。(2)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匪住宅的行为。(3)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住宅,以及有正当理由虽未经住宅而健宅的,不构成本罪。(4)犯一般主体。

    非法侵入指未经住宅主人的同意而又没有法律根据,或者虽有法律根据,但不依照法定程序而强行侵入。非法侵入可以是积极作为的形式,也可以是消极不作为的形式。国家工作人员依法逮捕、拘留人犯,或者依法搜査健宅的,以及得到住宅主人同意进入住宅的等,都是合法进入,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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